美国大学的分数膨胀及其深层次原因
在过去三十年间，A已经成为全美大学校园里最常见的成绩。2015年，42%的成绩为A，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88年为31%。
过去几十年，GPA（平均绩点）逐步攀升而形成了分数膨胀的趋势，后者往往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消费时代来临的标志，如今的美国大学对待学生如同招呼顾客，目的在于确保其心满意足。但另外一种，通常隐藏于课程目录深处的“成绩宽容”政策，也成为帮助学生提高GPA的幕后推手。不同学校对于上述政策的执行模式略有不同，不过一般而言，“成绩宽容”政策允许学生重修一门分数欠佳的课程，学校计算总体GPA时采用两次修课中的较高分数（但两次成绩都将出现在学生成绩单中）。
近年来，这种鲜为人知的模式日益普及，因为大学继续竭尽全力让学生到校上课(并支付学费)和改善毕业率。根据全美大学注册和招生官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即将进行的一项调查，大约91%的本科院校和80%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允许学生重新修课以改善成绩。当数十年前刚刚开始执行时，该项政策仅适用大一新生，目的是在第一年给予那些刚刚踏足大学校园，对于大学水准课程深感艰难的学生一次机会重新修课的机会。不过现在大部分学校，包括一些选拔程度很高的大学，都允许所有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为提升GPA而重新修课。
成绩宽容政策的流行，成为大学对待学生如同招待顾客并尽力使他们心满意足的又一个例证，这与提供装修豪华的宿舍、富丽堂皇的娱乐设施和选择丰富的餐厅等校园设施如出一辙。事实上，顾客对于“从头来过”确有需求。俄亥俄州立大学注册官和招生服务执行主任Jack Miner表示：“学生要求网开一面，我们也吸引和保留了更好的学生，好专业和研究生院的竞争日益激烈，他们确实需要机会提高一点GPA。”
三年前，俄亥俄州将成绩宽容政策的适用范围从新生扩展到所有本科生。Miner表示每年有4,500位学生（约占俄亥俄州立本科生的10%）使用该政策。大多数学生通过第二次修课成绩有所提高，上升幅度因人而异，通常为一个或一个半字母等级（例如从B到A，或从B-到A）。不过Miner也指出，约有15%的学生重新修课后成绩依然欠佳。Miner说：“这对那些学生敲响警钟，他们也许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专业选择是否合适。”
Miner对于“成绩宽容”政策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其他专业人士则担心其对学术方面的不良影响。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洛普大学（Winthrop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Jonathan Marx指出：“这给予学生们的信号是课业表现并不重要，因为总有第二次机会存在。”
Marx和他的同事，DavidMeeler, 一位哲学副教授，研究了位于某个南方州八个公立学校的“成绩宽容”政策，在其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其中一个学校接受调查的大四学生中，5%曾经通过成绩宽容政策重修了四分之一到一半计算到GPA的课程。该研究特别强调了一个案例，有一位学生重修了包括数学课在内的五门不同课程，最终将数学成绩从D提高到A-。
Meeler指出：“每个人都知道分数膨胀是怎么回事，但这已经是GPA篡改（distortion）了，很少有人能够从这样的GPA中看出真实情况。” Meeler和Marx不反对给予学生第二次机会，但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学校允许学生，只要他们高兴，可以重修五门课。Meeler认为：“大学允许学生可以自行处理成绩，以获得最高分数”，而不是与教师一起努力掌握教学内容。
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这种担忧导致教师团队在2010撤销“成绩宽容”政策。当时教授们质疑其公平性，他们注意到某些专业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加频繁地使用该政策，而且这项为新生制定的规则更多被高年级学生利用。现在，随着其他院校开始采纳或扩展这项政策，科罗拉多大学正在考虑恢复这种做法。大学注册官Kristi Wold-McCormick表示：“我们正在权衡如何培养学生成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我们并非试图改变学术历史。这只是给学生一个解释的机会，关于他们如何摆脱错误和克服困难。”
大学管理者也倾向于强调成绩宽容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成绩本身，更多地是鼓励学生无需遭受重大处罚，即可重修那些事关学位和毕业的关键课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Miner指出：“最终，我们看到学生在学业上获得更大成功，因为他们重修了一门课程，从而在后续课程中表现更加良好，或及时掌握了足以使他们按时毕业的相关教学内容。”
也就是说，“成绩宽容”政策同时成为满足大学自身需要的一种方式。对于公共机构而言，州政府拨款部分取决于它们在诸如毕业率和学生保留率等指标上的表现。因此，分数上升有助于改善上述指标，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注入。同时，任何有助于提升GPA的举措，都让最终掏腰包的学生感觉付出每一块美元学费更加物有所值，而这也是学校的另外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事实上，成绩宽容只不过是大学对于更高消费者期望值做出反应的一种方式。学生和家长期待大学学位能够带来一份工作，因此培养出尽可能合格的毕业生，或者表面看上去合格的毕业生符合学校的最大利益。在此基础上，学生和学校的内在需求完全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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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ffery Selingo，系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及《There is a life After College》的作者，译者：本号，原载：大西洋月刊。本文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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